在融水苗族自治县这个国家级贫困县，捉襟见肘的教育投入，简陋匮乏的办学设施，令人震惊的辍学率，使有关部门忧心忡忡。

    在融水苗族自治县的教育计划中，２００５年将是该县“普九”达标的关键年。去年，这个行动已经开始，然而情况却不容乐观。

    极度贫困辍学惊人

    根据“普九”的验收标准，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要达到９９％；初中生的适龄入学率要达到９５％以上。但是，在该县教育局整理的一份“普九”攻坚总结材料上，记者却看到这样一个统计数字：全县的初中生适龄入学率只有７３．１８％。入学率最低的拱洞乡，只有５８．３％。拱洞中学一位老师介绍说，真正读完初中的学生，比这个数字更少，不足一半。

    “绝大多数辍学学生是因为家庭困难。”白云乡中心校女童班的吴瑞萍老师说：在她的班里，几乎每个学生都是非常优秀的，也是经过了多方挑选而来的。她们的学杂费全部由赞助单位提供，被子也是学校免费“借”给她们的。学生只需带上口粮，每天准备一元钱的伙食费，就可以来读书了。按理，这样的学生应该可以读完小学。

    “学生的人数不断减少。”吴老师说，上个学期，她班上一名姓覃的女生，因为家里实在出不起那每天一元的伙食费，最后悄悄离开了学校。这个学期还没有结束，班上另一名叫兰岚的女生，又面临同样的问题。兰岚告诉记者：从家里到学校要走八九个小时的山路。自从小学二年级进入“女童班”之后，她每年只回去一次，以最大的努力节省开支。可是，这个学期开学后，她父母不断捎来话，叫她别上学了，家里每月拿不出那１８元的伙食费了。

    “女童班”的学生，几乎都是全县获得最大减免的贫困、优秀生，她们是最幸运的。比她们略差一些的，是其他一些得到政府帮助的贫困生。目前政府部门对农村贫困生投入的最大资金扶持，就是近两年来开展的“两免（免书费、杂费）一补（补助贫困寄宿生生活费）”助学项目。这个曾被许多人理解为“保证农村中小学贫困生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后盾力量”的项目，其实也很“势单力薄”。记者在融水去年的“两免一补”经费拨付统计中看到，这笔按自治区规划计算应该为４００万元的经费，实到的只有１４７万元，仅占应到资金的３６％。据教育主管人士介绍，导致这种资金不能到位的主要原因，是县级财政配套资金不足影响所致。

    这样的结果加重了贫困学生的辍学。教育部门的统计表明：目前融水“九义”教育段适龄学生约为６万名，按比例计算，中小学贫困生大约有１８５００多名，而实际名额要多得多。平均每生每年补助不足１００元，这又是怎样一个概念？拱洞中学的龙有生老师告诉记者：以最低成本计算，一个寄宿的初中生，一年至少要１０００元，可在白云、红水、拱洞这样的少数民族山村，这个数字已超过许多人家的全年纯收入。如果没有政府的助学补贴，他们是无力送孩子读完初中的。

    “政府投入不足，将加重学生辍学现象。”拱洞乡一位小学退休教师告诉记者：现在虽然提的口号是“义务教育”，但送孩子读书的开支已比十年前大幅增加。１９８８年以前，一个小学生每学期的学杂费不足５元，初中生也只需１０元左右。但现在即使实行“一费制”，小学生每学期也需要８５元，初中生需要１３５元，涨了１０倍以上。

    而那时政府给的助学资金，也明显高于现在。这名姓莫的老师说：他１９５９年读初中时也是贫困生，但得到的补助是：每学期学杂费全免，口粮由国家提供，每月还得到４元的生活补助。他说获得政府助学的学生，覆盖率比现在更广，在他们班，大约一半的学生像他那样获得过政府的扶助。

    现在城市的政府助学力度普遍比农村大。城市低保户的学生，出示民政部门发的低保证，就可以得到学杂费的减免，且各校、社区没有名额限度。但在融水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农村学校却不能，包括“两免一补”，也不是每个贫困学生都能获得，有的学校不得不采取折衷的办法：每个学期的受惠学生轮流变。或者，只对那些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倾斜。

    教师待遇城乡悬殊

    融水这个贫困县教育资金的不足，并不只是表现在学生身上，对于教师，同样有许多无奈。县城一位姓梁的老师告诉记者，山村教师的收入和地位，现在都不如１９８０年以前。

    梁老师说：上世纪６０年代中期，她就在白云乡一所村小当老师，她丈夫从广西大学毕业后，也分配到了白云中学。那时虽然国家还很穷，但山村教师的待遇并不差。她和两个孩子的口粮全部由当时的生产队供给，工资由政府支付，每年国家还给山村教师２０多元的“草鞋补助费”。她的丈夫因为是大学毕业生，国家为了增强山村教育的实力，留住人才，每月还有相当于工资三分之一的“山区教育补贴”发给他们。更没有出现过上世纪９０年代那种拖欠教师工资的现象。

    “别小看这份补贴，帮我们撑起了很大的面子，也为我们这些山区教师提供了学习保障。”梁老师说，就拿她爱人来说，每次外出开会，他那些在城里工作的大学同学都非常羡慕他，因为高出三分之一的工资，每年都能外出旅游，也能购买所有想要的教学资料。

    可现在，出现了相反的情况。梁老师说，自上世纪９０年代教师工资由县级财政管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乡村教师的工资还是由乡镇政府开支），城乡教师的收入差距明显拉大。比如现在，同样是小学中级教师，城市教师的月收入可拿到１５００元左右，而融水山村教师却只有７００多元；初中毕业班老师补一节课，得到的报酬是３元，但城里的老师是１０倍以上。

    这种收入差距及环境差异，导致该县一些农村中小学校师资出现不足。特别是边远山区学校，往往是一个教师担负一个班级的全部教学任务，每天从早晨一直上到傍晚放学。此外，因为学校没有自主支配的资金———实行“一费制”之后，绝大多数农村中小学校收取的学杂费全部上交，且按照上级主管部门规定，由政府按“每生每学期１２元”的标准拨付给学校的办公经费无法到位，从而使得农村学校的教学经费近年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拱洞中心校的罗平德校长介绍说，从１９９５年以来，他们学校教师的差旅费就没有得到过报销。

    除此之外，老师还要分担不少政府部门的中心工作，比如发展农民建沼气池，每个教师一个任务，完不成就扣钱，但几乎没有一项内容是奖励老师的。

    “虚实”攻坚无奈难言

    在记者进融水采访前一个月，融水政府部门一位主管教育的负责人对记者说：“教育本身是一件来不得半点虚假的事，可在融水这样的穷县，我们不得不随时随地准备‘两套方案’。”

    他说接待前往融水调研、参观的团体、官员和民间组织，和对待“普九”攻坚工作，执行的“两套方案”各有不同。如果是接待来融水检查教育工作成就的，就安排去一些近年来重点投资建设的学校，让他们尽量看到好的一面。如果是一些准备到融水捐资助学的“爱心团体”，就让他们到那些僻远的山区学校。对于“普九”攻坚工作也是同样。目前该县无论是硬件设施还是适龄儿童入学率，都与“普九”达标要求相距甚远，要在２００６年完成验收，这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深感头痛的事，不得不想出许多办法来救急。

    在距离大浪乡政府所在地两个多小时路程的纳里屯，有一个教学点，３０多名小学生挤在两间四面透风的木房子里上课。这个房子还是几年前由一个扶贫单位建的，如今已整个向北面倾斜，村民担心哪天会突然倒下。但因政府部门无力改建，又没有新的捐资单位承担，师生们只好将就着用。

像纳里小学这样的情况，在融水并非个别。记者在融水县教育局提供的一份“普九”攻艰材料中看到：全县目前有Ｄ级危房１８７８０平方米。

    “我们不得不将重点建设投入到公路沿线的学校。”融水县教育局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样分配建设资金，是想提高政府和人们对教育投资的信心，在各种教育工作检查中发挥作用，以及方便捐资者回访。

    在白云中心校，记者看到，该校最新最好的一栋教学楼是民间捐资建成的。坐在这栋教学楼里上课的“女童班”学生，全部是从全乡各村挑选来的优秀贫困生。

    学校的吴校长告诉记者：他们这样做，是想让那些捐资者更有信心，以后能捐助更多的贫困生。那些没有得到捐助的孩子，面临失学的窘境。他们学习成绩不理想，学习兴趣不大。如果没有好环境给他们学习，他们甚至会产生厌学心理，学习信心更差，辍学机率就越高。

    山村中小学校普遍存在的教育贫困现象，也使得学生生活更艰苦。一方面，学校的住宿条件非常差，往往是四五十名学生挤在一个四面透风的房子里，冬天寒冷，夏天蚊虫多，吃的是每天一元的伙食。即使在贫困的农民家庭，如果留在家里，冬天冷了还能生火取暖，住在学校，他们只好硬挺。“有多少人受得了？”另一方面教学设施严重缺乏，学习只能靠死记硬背，读书成了“苦旅”。加上高中招生严重不足，学生看不到读书的前途，辍学现象十分严重，从未上过学的女子，几乎在每个乡村都有。

    这直接加重了“普九”工作的难度，要想在短短的两三年完成“普九”，“如果一点水分不掺，是不可能的。”１月１２日，融水县一所乡村初中的老师告诉记者：现在各个乡镇正在组织的“初中补偿班”、“初中简易班”等，都是根据“普九”达标验收条例组织开展的突击工作。这些“突击班”的学生大多数是辍学生，有的甚至已外出打工多年。政府部门采取了给老师、乡镇干部“包干到人”的措施，以及对家长进行罚款、办学习班等方法，才把他们从不同的地方招进学校。

    “这样的突击行为，对这些学生未来起到的作用，甚至不及一个扫盲班。”这位老师说，坐在“简易班”的学生，向老师提的问题，常常是“我们什么时候才毕业？”而进入“补偿班”的，就更心不在焉了，一些原订３周的教学计划，最后不到一周就“结业”，给他们办完一份类似于初中毕生的培训证就行了。

    一些接到“突击培训班”教学任务的老师，不知从何入手。有的只好教学生外出打工怎么问路、怎么寄钱。但就是教这么实用的培训，那些被招回的学生也坐不住，因为他们早已找不到做学生的感觉了。在白云乡中学附近，一位村民告诉我们：每办培训班时，圩上的小旅馆都住满了学生，餐馆里也全是学生，他们根本不肯留在学校里。在融水有一个流传甚广的“突击班”故事：一名已做妈妈的学生带着孩子去上课。孩子哭了、饿了，她就在课堂上当着老师的面奶孩子。许多辍学、失学的女孩，十五六岁就已同居生孩子。一些老师甚至担心这样的“突击培训”，会将许多不良社会风气，如吸烟、喝酒、穿奇装异服等带进校园，给在校生带来负面影响。

    一些教育界人士忧心忡忡：在这样高压状态下实现“普九”达标，如果融水的教育事业仍然由当地的“吃饭财政”支撑，教育会不会事后又回到现状？城乡教育差距会不会越拉越大？如果这样高的辍学率持续不变，融水头上那顶国家级贫困帽，会不会越戴越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