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所的所长劳凯声教授给我们讲授了“中国公办学校体制改革中的法律问题”。7月4日，北京十一学校原校长李金初老师给我们讲述了十一学校“改制”后1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两位老师的报告，对我们这期校长班学员来说应该是很具有针对性、启发性和现实意义。下面，我结合自己的思考，以问题引领和案例分析来谈谈我的一些个人体会：

    问题：城市义务教育“免杂”后的有关收费问题

    今年秋季学期我市要进行城市义务教育免除学杂费的工作。近来，对于城市义务教育“免杂”后的收费问题，引起了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家长和社会的高度关注，加上至今为止上级有关的政策还未出台，因此，各种声音不绝于耳：

    家长方面：听说“免杂”后学校招收“借读生”不能收取借读费了，但借读学生的家长需要向学校交纳几万元不等的“捐资助学费”，这不是剥夺了穷人孩子选择优质教育的权利吗？

    学校方面：希望借着“免杂”的契机将借读生的招生推向市场，加大经济杠杆的调节力度，通过向借读生收取数额不菲的“捐资助学费”来弥补当前公共财政投入的不足，进一步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和教师的福利待遇。

    案例：北京十一学校的“改制”之路

    北京市十一学校，原为中央军委子弟学校，1964年移交地方管理。90年代以前是一所极为普通的学校，1995年开始进行办学体制改革，实行“国有民办”的办学体制：学校国有、校长承办、经费自筹、办学自主。经过10多年的发展，由京西一隅的一所普通学校成长为享誉京城内外的改革名校。学校净资产由改革前的1375万元增值为3.7亿元，拥有116个教学班、5600名学生、28位博士、100名硕士，成为北京市办学规模最大、建筑面积最大、教师队伍最优质的中学之一，并被赞誉为教育界的“改革先锋、创新典型”，李金初校长也被称为“中国教育改革的弄潮儿”。

    分析：有关教育体制改革的问题

    劳凯声教授在分析我国公共教育体制改革走向问题的时候，列举了8种主要的学校市场化运作的模式，而十一学校“国有民办”的办学体制就属于其中的一种：转制学校的市场化运作。在劳教授对公共教育体制改革遭遇的伦理问题进行的分析中，教育的公平和公益性问题引发了我的深入思考：

    1．就社会公平问题而言，市场导向的教育改革是一把双刃剑。如“免杂”问题中学校方面所提出的，市场导向的教育改革可以增强教育制度的灵活性、多样性、自主性，扩大了学习者的选择权，可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不同需求，提高学校办学的绩效责任意识和效率，培植一种崇尚竞争、不断进取的市场精神，还可以减轻公共财政投资教育的压力。但它却加重了社会的不公平现象，扩大了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之间的差距，导致某种程度的社会分化，将弱势群体排除在竞争和择校的新机制之外，如上述学生家长的担忧。

    2．“国有民办”是办学体制多元化的一种发展模式，可以为处于经费困境中的公办学校寻找一条解决的路子，近年来发达省市的一些学校尝试了这种办学体制的改革模式。"国有民办"办学体制改革对于促进多元化办学体制的形成，增加全社会的教育投入，促进教育的可持续发展，转换学校运行机制，增强办学活力，适度满足社会选择教育的需求，加大改造薄弱学校的力度方面产生过积极的作用，有利于教育教学的创新与改革，有利于促进学校教育质量整体水平的提高。这种办学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优质教育资源，但也因其高额的收费，将广大的贫困学生拒之门外，破坏了教育的公益性，制造了新的社会不公等一系列问题。为此，2005年底，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叫停各地审批新的改制学校，对改制学校进行全面整顿，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或“进”或“退”，转换为完全的民办学校或退回为公办学校。北京十一学校也将于2009年回归公办。

    探讨：如何看待教育的公平和公益性问题

    作为关系民生的大事，教育的公平性、公益性是教育改革必须坚持的原则。政府在寻求教育投入渠道多元化的同时，不应忘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不能把教育责任完全转嫁到学校和消费者身上，特别是在当前社会分化还有可能扩大的情况下，政府应更多地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及其应享有的受教育权利，并借助于教育来缩小社会分层所带来的贫富差距。教育改革必须在政府与市场两种调控力量之间寻求一种更好的平衡，进一步提升教育改革的道德水准和改革决策的伦理质量。政府应不断完善公共财政的投入机制，努力营造学校之间均衡发展的制度环境，促进受教育机会的公平分配，坚守教育的公益性原则。

柳州市教育局   吴书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