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防灾文化教育的核心是教授人们多一份警觉，懂得一些安全自护的知识及规律，掌握必要的避难和应急方法，从而获得在突发事件到来时临危应变的能力。
●之所以强调公众急需安全自护文化教育，是希望汶川大地震不仅能使更多的国人理解应对灾情时“以人为本”的理念，更能培养一个民族面临不测时的应急能力及可持续的忧患意识。
【作者简介】
金磊，高级工程师（教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处长、《建筑创作》杂志社主编、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副秘书长、北京市人民政府顾问团顾问、第29届奥组委安全顾问、建设部科技委防灾委员会委员、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防灾与安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5月12日，四川汶川突然发生特大地震，数万生命顷刻消失。国务院发布公告，5月19日至21日为全国哀悼日。国有殇，民相望，这次悲壮的“国难日”教育，让中华民族再次团结起来，勇敢面对灾难。现代的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并不完全是自然产生的，事实上，减少灾害损失人类大有可为，防灾减灾贵在教育。防灾减灾教育可以强化人们在灾害到来时的应对能力及防灾行为的转变，因此，对公众尤其是大中小学学生进行安全自护教育和减灾文化教育十分迫切。
2006年6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国际减灾战略在巴黎总部发起了“减灾始于学校”的活动，旨在以安全减灾教育推进全球校园及学生的安全，尤其促进各国把减灾内容编入普通教育的教学大纲中，并被确定为2006年国际减灾日的主题。学生阶段是学习灾害及其易损性等有关知识的最好时段。学生代表着未来，如果我们确信生活在灾害潜伏的环境中，那就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时刻威胁着我们的各类灾害，并告知下一代怎样消除这些灾害的负面影响。
人类对安全或灾害的认识经历了无知、盲目、被动的阶段，提升安全文化价值，不仅仅是喊一个口号，发表一个宣言，讲几句理论而已，问题的关键是要有一批人脚踏实地地去实践、去创造。安全防灾文化素质教育是一种特殊的科普教育，因为它所涉及的范围不是常规科学技术，它专门关注人们生存空间、生产与生活中的人为或自然的危险及危害，其核心是教授人们多一份警觉，懂得一些安全自护的知识及规律，掌握必要的避难和应急方法，从而获得在突发事件到来时临危应变的能力。
笔者认为，无论是校园还是社区，最有效的安全文化教育方式是：保证一定时间的安全自护教育课程的开设，并有权威的安全自护教材；开展必要的安全自护演练，有关部门要给出适合校园、社区、公共场所等的安全计划或预案，目的在于使受教育者有准备不惊慌，面对灾难时有办法生存，有能力创造生存的可能。只有当我们的学生都学会并养成防灾应急准备的习惯，我们就会有更多的学生及成年人面对不测时，成为幸运者，和谐社会的安康目标才会达到。
据笔者了解，发达国家都十分强调要把握住救灾抢险“自救、互救、公救”的三个原则。如在日本多数城市的防灾应急指挥中心大厅的电子屏幕上都显示：面对灾害，首先是自救，然后是互救，最后是公救。其含义是自救意味着每个人要学习帮助自己，互救是当地的社区要帮助其居民，由于政府及救援的公共组织应急行为再快进入灾区也很难拯救所有人，所以公救是要时间的。这一点对灾民十分重要，面对不测不仅要先自救，采取互救，还要稳定情绪等待公救。
现代灾害研究表明，一个区域对灾害的脆弱性表现，不仅仅在于其技术实力及经济能力，还在于这个地区社会人文界、教育界对公众防灾文化的教育程度。具体讲，一个人的灾难文化阅历，对自然界的认知度、对社会组织及社区的可支持力等，都会在危机时刻表现出来。人在经历一场特大灾难刺激后，会留下难以愈合的心理创伤，其表现是：抑郁、焦虑、自责、内疚、愤怒等，如果不科学干预，或不及时干预，会使受难者永远在痛苦中无法自拔。统计研究发现：危机后的心理创伤者约为3‰，巨大灾难后的发病率也不会大于20％，重要的是国家要有相关支持政策，使心理救助与“硬件”建设同步。
近期科技部组织专家编写了《抗震救灾中心理危机干预技术》，其中，尤其适合安全文化应急教育的内容是：要与整体救援活动在一起，及时调整心理救援的重点；要以社会稳定为前提条件，以不给整个救援工作增加负担为标志；明确心理危机干预也是防灾救援的一部分，要保护被干预者的隐私，减少次生危害等。在此次灾难后，尤其要用总理的情感、战士的奋勇、受灾者的坚毅、公众不断高涨的爱心等唤醒每一位受灾者的认同感。
2004年12月26日印尼大地震海啸发生前夕，英国10岁小姑娘蒂莉·史密斯发现海水突然后退，海底的小鱼小虾活蹦乱跳。此时，许多成年游人兴趣盎然地寻觅小鱼虾，可小蒂莉却联想到学校地理课上讲过的知识---“大海啸发生前，一般海水会冒泡，同时会突然退去”，于是她立即告诉父母及海滩上的游人，到高地去躲避。果然，几分钟后海啸席卷了整个海滩，而小蒂莉的“警示”，挽救了100多人的生命。笔者认为，之所以强调公众急需安全自护文化教育，是希望汶川大地震不仅能使更多的国人理解应对灾情时“以人为本”的理念，更能培养一个民族面临不测时的应急能力及可持续的忧患意识。
